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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苏轼一点都不会玩政治,那当然是不确切了。
只不过苏轼有时玩的是些空头政治,空头政治嘛,听起来高大尚都有理,不过就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,这也是他以文章驰名而不以治才称世的原因。
这一点呢,集中体现在让他21岁就名满京华的应试文章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里头。
这实际上是一篇逢迎各方政治正确大讲原则性的文章,至于怎么做就语焉不详了。
就是说苏轼对于现实和时代有朦胧的认识,但这种认识是笼统和模糊的,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似是而非似有若无的。这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。也与时代背景和历史局限性有关系。
第一等的文人,要数贾谊、晁错等,家国之情殷,谋国之略深,功泽被于当世,福德流于千古。
第二等的文人,要数屈原、杜甫等,爱国之情切,谋国之事忠,上下而求索,九死犹未悔。
第三等的文人,才是李白、苏轼等,信国之念笃,谋国之心善,褒贬不变其节,清名播于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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